未亡人王玉龄 （ 大家闺秀 ， 张灵甫遗孀 ） ， 文强先后答复 ： 战争阵亡的国军官兵有抚恤吗 ?

未亡人王玉龄  （ 大家闺秀 ，  张灵甫遗孀 ） ，  文强先后答复 ： 战争阵亡的国军官兵有抚恤吗  ?     
                                                                                          改写 ： 李子荣

王玉龄女士自十九岁起以张将军遗孀身分，抚养独子长大成人，再未重组家庭，历经内战，从中国大陆、台湾、远赴美国、再重返中国大陆定居，她的人生故事，在感情速食、以金钱论斤两的现代实属罕见。

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自戕前，为不让勋章落入解放军手，将所有勋奖全部销毁。二零零九年初，王玉龄写信给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希望能补发其夫原获勋章，以弥补心中缺憾，但国防部的回函却列出每个勋章的价格，要王玉龄花钱买。

她很感慨，早年基层官兵有战士授田证，却对战死沙场的军人遗族一点点小请求都如此苛刻。经过台湾联合报报导之后，台军方高层人士迅速滑跪，因承办人员协调经验不足，造成误解，"我们要向张夫人致歉"，马上以专案处理，补发张灵甫勋奖章。

王女士也曾回台，希望能找到张灵甫自戕之前发给蒋中正的诀别信，张灵甫在信中请蒋总统照顾她与幼子。她说，那封信包含张灵甫对家人的思念，也是写给她的诀别信。但可惜的是，信已遗失，未能找到。陈永（以下简称陈）：您今年已是87岁高龄，经历两个时代的变迁。这次采访，我想从您最近的生活开始。王玉龄（以下简称王）：2012年，我去湖南看望老兵时摔伤，小腿骨折至今尚未完全恢复，现在靠轮椅生活。近年来，主要社会活动都是围绕纪念抗战和关爱抗战老兵展开，我儿子张道宇和张自忠的孙子张纪祖一起在做关爱老兵的公益项目。现在国民党部队在抗战中的作用终于得到承认，我很欣慰。

陈：1990年代，您从美国返回大陆定居。叶落归根，辗转几十年，又回到了人生开始的地方。王：所谓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吧。我母亲罗希韫暮年思乡心切，1997年7月，我和母亲由美国返回大陆定居。我是母亲的独生女，她对我一生影响至深。那时候她已经94岁高龄。我们一直居住在长沙，直到2003年7月母亲去世，她很高寿，活到101岁。 2005年，由于儿子张道宇在上海经商，我就迁往上海定居。当年回国时，我就把美国的房产全部卖了，这些年一直租房子住。四海为家，房子对我来说只是身外之物。
陈：您是1948年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的；故土难离，当是别有一番痛苦的滋味。
王：1948年下半年，南京国民政府官员家眷们忙忙碌碌的，都在收拾东西准备往台湾、香港跑，也有准备跑到海外其他地方的。溪口「总统府」的人三番五次打电话来，动员我们快走，还讲了不走的种种后果。唉，非不得已谁愿意背井离乡呢？孤儿寡母加上白发母亲，一家人又能到哪去呢？那时候还不知道台湾是个什么地方。

我把家里的东西一样样打包，先生生前的东西，书啊、字画啊、衣服啊，一样都舍不得丢，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在一位空军军官的帮助下，我把行李托运到上海，放在机场等消息，那时候我已经提前把母亲和儿子送回长沙了。等了好久还是没有消息，只好把这些家当送回长沙老家。
那时候乱得很，我又不愿意求人，只能自己想办法。我和堂姐去了广州，经厦门鼓浪屿乘船辗转到了台湾，花了几天时间就把家安好了，然后再回长沙接走母亲和儿子。刚到台湾很辛苦，没有生活来源，全靠大陆带过去的家当和细软。最可惜的，送回长沙的那些家当没能带到台湾——其中不乏齐白石、张大千的字画，就一直留在长沙，再也没找回来。

陈：听说您去台湾不久，就被骗得倾家荡产。王：当时台湾一下子涌来几十万人，那些残兵败卒来到台湾后，到处游荡，横行街头，吓得很多人不敢出门。就在这个时候，有个骗子来说服我，说你这样坐吃山空总不行啊，要学会投资做生意啊。我想想也有道理，一家老小总不能只进不出吧，就信了他的话，把我和母亲的积蓄都交给他打理。结果可想而知，血本无归，人也跑得无影无踪。
陈：作为国民政府烈属，为什么后来您会选择离开台湾呢？王：我们没法生活了呀。共产党对离退休干部、烈士家属都是照顾得非常周到的。但是国民党这边，虽然张灵甫是烈士，但我得到了什么？每个月只有几十斤米、几十斤油，还要自己去办手续领取，一家人能过日子吗？

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向别人借过一块钱，再穷，在家里啃面包，也不去借钱。那时候有人介绍我去彭孟缉（时任台湾保安司令）的一个有特工性质的机关工作，我没去，拿那点钱都不够我坐三轮车来回的。最让我揪心的是台湾每年5月16日定期为张灵甫开追悼会，作为遗属，我还必须参加。每年一度，如此循环往复，心灵的创伤刚刚愈合又被撕开，灵魂不堪重负。
陈：对您来说，美国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什么去美国呢？
王：在台湾时，我常去孙立人家，他给我找了美军顾问团的一个中校，教我英文。不过，只许在他家里学习，不许单独出去。他对我说，跟外国人学习可以，嫁给他们不行，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我和孙立人家里关系很好，他太太张晶英是长沙人，一直对我很好，那时候他是台湾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所有的军、警、宪都归他管。他们夫妻俩结婚多年都没小孩，我儿子小时候长得很好玩，他们很喜欢我儿子，我们家不作兴认干爹干妈，所以就叫他们姨妈、姨父了（编注：张晶英与王玉龄情同姊妹，王玉龄之子因此叫孙立人夫妇为姨父、姨妈）。孙立人的司令部驻扎在台南、屏东，我住在台北，他就经常派随从参谋到我家来接我们去玩，他很喜欢跟我聊天。有时候他们家里开舞会，需要舞伴，我就带一群朋友一起去。

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军校，对美国比较了解。当时，离开台湾去美国是很困难的，在孙立人的帮助下，我最终拿到去美国的护照。蒋介石看木已成舟，就做个顺水人情，特批5000美元外汇给我，算是对我最大的照顾了。 1952年，我取道香港，坐船到三藩市，再坐飞机横穿美国，到了纽约。

陈：您离开台湾不久，孙立人因所谓兵变图谋，被蒋介石软禁，一关就是33年。
王：其实我还没走时，他那个姓黄的女秘书已经被关起来了。黄秘书和她姐姐都是金陵女子大学高才生，我们很熟悉。她俩都是孙立人的干儿子介绍到孙立人那里做事的。姐姐做了女青年大队的大队长，妹妹做了孙立人的英文秘书。姐姐长得蛮漂亮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大陆派去的地下党员李朋，后来这个人被枪毙了，黄氏姐妹也因此被打成"匪谍"，最后一直牵连到孙立人。不仅是孙立人，当时空军里有谣言传出来，说还发现有个将军夫人也是共产党员，这个将军夫人就是指我，还有人画了漫画，把那个将军夫人画得跟我很像。其实我只是跟她们姐妹很熟，那个男的我根本没见过面。

陈：所以您下决心离开台湾？
王：还有件事情。李觉，就是何键的女婿，我一直叫他李伯伯，他是看着我长大的。李觉后来不是跟程潜起义了吗？那时候，台湾就有谣传，说李觉有封信写给我。有没有我不知道，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有收到过那封信。还有一次，有个总统府的高级将领到我家来，他带着个公事包，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包不要这样放着，那些秘密文件你不怕我拿掉啊，他就赶紧把公事包挪到身边去了，我很生气。当时气氛太紧张了，也是我不喜欢台湾的原因。

陈：您跟黄氏姐妹很熟，她们真的是共产党员吗？王：根本不是。他们要把孙立人搞下台，总要找个原因吧。孙立人有美国军方背景，1950年2月，麦克阿瑟没有和蒋介石打招呼，直接派专机去台湾接孙立人。孙立人得到陈诚核准后，到东京会晤麦克阿瑟，返台后向陈诚转告了他在东京的情形。孙立人自以为这样透明，可免遭蒋、陈的疑心。谁知道，蒋介石生怕美国人把孙立人捧出来代替他，再加上陈诚、蒋经国也不喜欢孙立人，就借机夺了孙立人的兵权。其实蒋经国对我还是很好的，在台湾每次看见我，他马上停下车子跑过来说：张夫人，要不要我用车送你一程……我从来不坐他的车，我先生都死了，我要坐你车干嘛。

陈：1988年孙立人重获自由后．你们再见过面吗？
王：他还没有自由的时候，我见过他一次。时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他被关了十几年后。我回台湾，有一天晚上，我跟朋友去喝咖啡、跳舞，正好孙立人也在。陈：他不是被软禁了吗？怎么还能出来跳舞？王：当时孙立人被软禁在台中市，每年要到台北来做全身检查，刚好我就碰到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不能主动去看他，听说软禁他的地方，周围有很多机枪架着。在夜总会（编注：纯粹跳舞的地方）碰到他，我就跑过去跟他打招呼，他就跟我跳舞，一边跳舞一边告诉我，周围那些人都是监视他的，他用英文跟我说话的，说那些人都是Watch Dog（看门狗）。然后我们一边跳舞一边聊天，聊了很多。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陈：王家似乎有很强的尚武精神，您父亲王树南是保定军校第6期毕业生，您对他还有印象吗？王：我5岁时候他就不在了，听说是一种脊椎的毛病，当时的医疗条件医不好。 （我）对父亲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他留了两边翘起来的「人字胡」，看上去很精神。父母有一张小的结婚照，装在银框子里，抗战逃难的时候，母亲没有带在身边，回来就不见了。因为父亲早逝，所以对祖上为什么从安徽舒城迁往长沙，始终没能搞清楚，伯父他们说，大约跟淮军有一定关系。

陈：您母亲的祖上也是行伍出身居多。
王：是的，所以母亲性格刚烈，我和母亲的性格极为相似。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外公，他在湖北做过知县。他的父亲，做过清朝的总兵，死后皇帝封为「罗武勤公」。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有人从台湾带了家谱给我，才知道叫罗孝连。
陈： 当年王家富甲一方，是长沙城赫赫有名的「王百万」。
王：我二伯王士健很有能力，他是保定军校一期生，与唐生智等人是同窗。听家里人说，他还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儿子。湖南省主席何键很迷信，认为姓王的都对他有利，何健做了9年省主席，我二伯当了10年湖南省禁烟督察处处长。这个职位是肥缺，当时的人都说我们家的房子是鸦片堆出来的。二伯给国民党当差，却并不反动。何键抓了杨开慧后，又要抓贺龙。我二伯和贺龙有点交情，就给时任澧洲镇守使的贺龙写了封信，要贺龙不要来长沙。解放后二伯一家日子比较难过，贺龙曾接济过他们。
陈：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长大，家教一定很严吧。
王：那时候家里的气氛比较严肃，我们小孩都不敢跟二伯讲话，远远看到他走过来，就赶快拐弯走掉。其实二伯是个很宽容的人，有一次，家里的美金长霉了，我和姐妹们聚在一起，认为是长了细菌，于是把满满两盆百元面值的美金搬出来，放把火烧成了灰烬。二伯回来后，只是摇摇头，并没有发火。父亲病逝后，母亲就把家里男佣全部辞掉，从厨师到门房，都是女性。即便伯父他们来谈事，也要事先差人预约。母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不让我游泳，怕出危险；也不让我看电影，说会有不好的影响，结果我一直到十几岁都没看过电影，只能由姐姐们看完回来讲给我听。不过我母亲是非常慈祥的一个人，很多事情都是她说她的，我做我的。很小的时候，她送我去幼稚园，我在家里娇养惯了，很不喜欢，非要母亲站在旁边我才上课，否则就闹，结果只上3天就回来了。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是不用去想事情的。直到7岁脑袋里还是一片空白，10岁还不会穿衣服，每天起床手一伸，让佣人穿衣服，穿好了眼睛还闭着。一直都不会洗头，到美国以后才学会自己洗头发。所以我说，人家去了美国是从零开始，我是从零下开始。但我很小就会开汽车，还会开那种三轮军用摩托车。
陈： 张灵甫与您年龄相差那么大，婚后是怎么相处的？

王：我们也没有什么爱不爱的，一开始就像老夫老妻。我们在一起，就是念念书，读的都是古典文学，他给我讲唐诗、宋词、元曲什么的，我也跟他讲我的心得。我也会陪他去骨董店欣赏骨董，不过他太忙，很少有这样的时间。他对我照顾得很好，可以讲无微不至。我从小就不喜欢动脑筋，跟他在一起，我就不用动脑筋，他都能安排得很好。湖南人比较强（脾气）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没有人能让我做。比如他的上司王耀武到南京来，他的朋友都让我去接他，我说我又不认识他，他一个大男人，我去接他干嘛？别人觉得我不通情理，张灵甫就很支持我。

上图 ： 张灵甫死亡地下图 ： 下图 ： 尸体面部完整， 不可能是被后脑射入的子弹击毙的。

下图 ： 张灵甫下葬地

下图 ： 张灵甫妻儿实地祭奠

陈：郭汝瑰当时是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长，刘斐是国防部参谋次长，他们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与指挥，对张灵甫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撇开政治不谈，单纯从军事上讲，张灵甫死得好像有点冤。
王：几年前，中央宣传部门有人来找我，让我证实一下张灵甫是怎么死的，我就讲张灵甫死得很冤。我说有三点：

   上下图  ：  第一，汤恩伯是个「常败将军」，我不晓得为什么老蒋那么欣赏他，他从来没打过胜仗。

打淮阴、打涟水时，是由李延年统一指挥七十四师等各路部队的，后来换了汤恩伯，错误指挥，命令张灵甫孤军前进，一直开到孟良崮。有人说张灵甫是自个儿跑到孟良崮去的，军人是不可以自己做主的，
下图  ：  张灵甫当副师长时，有个姓廖的师长就是因为擅自行动被枪毙了。

第二，陈诚讲话不兑现。他跟张灵甫讲，打下涟水，就让你到后面去休整。但是打完涟水，陈诚不让他撤下来，张灵甫就很不高兴，摔了陈诚的电话。当时我就在前方，我听到他讲电话，看到他摔电话。
第三，友军不合作。各军都想保存实力，不肯上来，尤其是李天霞，这个人很小气，你们不是说张灵甫会打仗吗？那好我就让你自己打打看吧。      下图  ：  李天霞与校长

李天霞的整编八十三师，离七十四师只有10里路，张灵甫就喊他快点过来，但他就是拖着不前进，并命令最靠近七十四师的五十七团团长罗文浪可以随时撤退。夫妻一场，几十年相思，找不到也算有个惦念吧。 2003年，我在上海浦东玫瑰墓园为他安了一座衣冠冢，墓碑上刻下我送给他的话："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

堂堂头号烈属，每个月就领一点配给的米，抚恤金都没有，这还是老蒋天天哭天天祭祀的爱将。至于士兵，那是抓来的壮丁，抚恤金都被上级吃空饷去了。

                                     延伸阅读 ：  1985年文强获特赦后赴美探亲，好友告知：你在台湾还有100万美金  ？  
     文强的名字并不传奇，但他本人确实是个传奇人物。他和我国的开国元勋毛主席，周总理，林彪元帅和刘少奇同志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元勋们，要么是他的亲戚，要么是他的同事，要么就是他的老首长。就凭他和我党元勋们的这层关系，很多人肯定会以为他应该也是一个我党的优秀干部或者将领。但结果恰恰相反，他不仅不是我党的功臣反而是一个罪人。建国后一直被关押在功德林改造。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国民党的军统特工。当他被特赦出狱后去美国见到了曾经国民党时期的老友，这位老友告诉他台湾方面还一直给他留着这些年的工资，已经存了一百多万美元了。听到这话，文强毅然决然地说不要。那么这个文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为什么一生有如此之多的波折？文强的身世文强190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是南宋忠烈文天祥文丞相的后人。他的父亲文振之早年还曾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在日本结识了革命党人孙中山和黄兴等前辈，并在日本和他们一起加入了新组建的同盟会。

上下图 ：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他的姑妈，也就是说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

两家人少年时经常期，在这里他结识了黄埔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他的同班同学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和林彪等等一群未来将转动中国国运的人物。
周恩来在1925年和邓颖超结婚时，他还喜欢称呼周恩来为周大哥，并在婚礼上为他这位周大哥送上了贺礼。周恩来也十分喜欢这个文小弟。文强在黄埔期间品学兼优受到了国共两党的高度关注。双方都希望能够吸纳他这个少年才俊到自己这边。
由于当时国民党奉行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所以黄埔的同学可以自由选择加入一个或者多个党派。国民党当时也极力的拉拢文强，但文强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热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加入共产党。又是他的周大哥-周恩来出面担保帮助文强入了党，成为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文强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随革命军南征北讨，还在贺龙麾下参加武昌起义。多年的征战锤炼了文强过硬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管理能力。命运的转折大革命失败后，文强被任命为中共四川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等职，可以说当时的文强是军事斗争和地方根据地建设一把抓。
在他的主政下，四川地区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正当文强前途无量，革命事业蒸蒸日上时，命运却给他开了个大玩笑，直接断送了他的后半生。由于叛徒出卖，他被四川军阀抓捕，虽然后来被地下党的同志营救出狱。但当时四川地方党部奉行王明的教条主义路线，对于从敌方监狱逃出的文强展开了调查。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文强有通敌迹象。没想到却因被捕和出狱之事，跟上级领导之间产生了误会，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个性直、脾气倔，在据理力争却依旧没有结果后，他带着妻子周敦琬愤然离开四川，去上海找周恩来申诉。阴差阳错，当夫妇俩抵达上海的时候，周恩来却因党内的重大叛变事件，被迫切断对外所有联络，秘密前往中央苏区。
文强夫妇二人自然找不到周恩来了。而四川省委那边则因为文强擅离职守造成的脱党事实，开除了他的党籍。就这样，文强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共奋斗的历史。1933年，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夫妇只好暂时回到湖南老家。为谋生计，他在一所当地小学执教。当时，日寇侵夺我河山，文强化名文浮生，在长沙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抗日小诗，他的才华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不久，湖南《建设日报》聘请他做总编辑，他还接办了《少年通讯社》的工作，后担任该社社长。该社的稿件被各报争相采登，“文浮生”这个名字声名鹊起。然而，就在文强把记者生涯搞得有声有色之际，又一个意外发生了。
1935年，一艘日本兵舰驶入湘江，停在橘子洲头武力示威。湖南军阀何键竟委派官员和记者，奴颜婢膝地上舰送礼慰问，向日本人献媚。文强怒发冲冠，当即就在报纸上发文怒斥何键卖国，使三千万湖南人蒙羞。
何键看到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办，文强被迫从长沙逃到了南京。生死关头，他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廖宗泽十分同情文强的境遇，也知道文强素有才干，于是出手相助，引荐文强去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做事。

上图 ： 戴笠初见文强，得知他在黄埔军校和北伐时期的经历，大为赞赏，极力说服他再次加入国民党，并邀请他到浙江省警察学校任职。当然，这个学校事实上是军统的一所特务机关。
文强最初也有所犹疑，但是戴笠的“热情”很快打动了他。戴笠不仅积极牵头担保，让他重新加入国民党，还让上级取消了对文强的通缉。就这样，文强加入了军统局，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凭借出色的才干，文强从警官学校的一个教员做起，一路从尉官、校官晋升到少将，颇受戴笠倚重。抗日战争中，38岁的文强因为策动华北地区100万伪军反水有功，再受提拔，成为国民党内最年轻的中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处长。在东北这段时间，文强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杜聿明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很喜欢和文强共事。可是，这个好印象却害苦了文强，他后来被杜聿明拉进了淮海战役。

1946年，戴笠意外坠机死亡，军统分崩离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勾心斗角，三方人员为了掌控军统相互倾轧。文强成了他们竞相争取的一个对象，只是文强本人不想卷入这些是是非非。
身处军统十多年，文强其实早就厌倦了尔虞我诈。如今戴笠死了，在军统内斗中倍感失意的他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
1948年8月，文强在程潜帮助下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脱离了军统。 但是命运却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同年9月，文强就接到了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杜聿明点名要他速到徐州出任“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文强知道此行必然凶多吉少，他也不愿介入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奈何军令难违。
临行之前，程潜为文强践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然在1949年1月10日于淮海战役中被俘。**1950年，文强被押解至北京的功德林监狱，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
文强知道自己的历史问题严重，认为有生之年再难走出这高墙大狱了，因此他拒绝写悔过书，还屡次和监狱的管理人员发生正面冲撞，遂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文强的倔强和顽固，随着朝鲜战争的胜利，发生了改变。起初文强对美国还抱有幻想，但是历史规律的发展，却让文强隐约领悟到，国民党和美军的失败绝非偶然。战争的胜负，早在它开始时就已被正义和民心决定了。
在关押改造期间，文强认真阅读了许多阐述革命道理的书籍，特别是新中国在短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群众崭新的精神风貌，深深教育了他。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对第一批战争犯进行特赦。大家都认为凭借文强的特殊关系，他肯定能够首批获释。但事实上，杜聿明等10名战犯获释，文强并不在首批名单之列。
文强十分不服，他称“帮过杜聿明一把”，才有杜获得特赦的今日。徐州撤退途中，国民党抓到7名解放军战士，杜聿明下令“就地枪决”。文强却瞒着杜聿明，偷偷把这7个人放了。
下图  ：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就是杀害7名解放军战士。**

**文强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7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7人的下落。杜聿明获赦时也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不服气的理由还有一个，他虽然后来加入军统，但在这期间从未出卖过任何共产党人，也没有残杀过共产党人。
此后的20多年里，人民政府又分批特赦了几批战犯，但是文强均未获得自由。他先后辗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秦城监狱、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26年漫长的劳改光阴。
对于自己未被特赦的缘由，文强其实也心知肚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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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悔过书。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问心无愧。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
在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文强和黄维没有写悔过书。共产党不徇私情，鉴于文强“抵制改造”、“绝不悔改”的行为，他是不可能获得特赦的。

1974年，经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的批准，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战犯。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和黄维等人终于获得了自由。
特赦之日，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文强不禁热泪长流。百感交集之际，他书成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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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噩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这首诗里蕴藏的是文强对自己跌宕一生最真诚的审视。
文强出狱时，周恩来已重病在床，他还在医院的病榻上接见了文强。这也是师生最后一次相见，周恩来责怪文强为何不肯早写悔过书，文强无言以对，老泪纵横。
特赦后的文强，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他可以留在大陆，听候分配工作，也可以申请去海外或台湾。文强在表格中写道：
“我个人的志愿是永远定居祖国大陆……我愿意回到原籍或定居上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除此别无请求。”
文强定居北京，此后不久，被安排到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月薪200元。文史专员有20多人，要选一个小组长。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每次都当选，连当了15年小组长。
1983年，已经77岁的文强被特邀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强将此视为自己人生道路上又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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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既兴奋又沉重，他想到自己还要许多袍泽分散在台湾、美国和其他地区，决定利用这些关系，为祖国统一效力，将功补过。
他多方奔走呼号，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
1985年，文强获悉昔日学生，时任台湾“国大”代表的蒋志云和一大批黄埔同窗都在美国，便申请去美国会友，得到批准。
在美国的3个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每到一地，他都要激动地谈起国内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一切，呼吁他们回国看看。
文强见到久别多年的堂弟文中侠、文贯一夫妇，堂弟和几位好友都劝他：“文强，你好不容易从大陆出来，趁此机会到台湾定居吧。那边的旧朋好友都欢迎你，请不要错过机会。”
文强一听就明白了几分，国民党名义上邀请他回台定居，实际上还不是把他当做一个诋毁党和人民的工具去争取  ？  文强断然不愿背信弃义，他坦率地说：
“我的儿孙在大陆已经发展到30几人，夫人也在大陆，没有必要去台湾定居了。说句实话，共产党待我很不错，我不能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何况我是新生者，我能一错再错吗！”
说罢，文强反客为主地拍了拍文中侠的肩膀说：“老弟，咱们几十年来未见，如今久别重逢，应该说心里话，你告诉我，此次其前来是否负有特殊使命？”
文中侠也知道文强的性格，不再隐瞒，说道：“大哥你真把我看透了！那边要我劝你跟我到台湾去。”文强不禁莞尔一笑。蒋志云见到文强，曾代台当局向他转达，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的“工资”。
谁知文强视金钱为粪土，他只道：“我在大陆有工资，心情愉快，认清了新生之路是神圣的，就要保持晚年走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从英姿勃发走上革命之路的青年，到作俘后认了死理不肯悔过的中年，及至走向新生后，义无反顾坚定信仰的晚年，文强一生的倔脾气，确也照见了他作为文天祥后人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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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