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文明之旅》阅读体会

公元1110年--人类为什么热衷拉名单？

精句摘录：
人类的政治史不只是一部观念史，它还是一部工具的发明史。什么议会、内阁、选区划分、文官考试、预算制度，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名单政治”，都是某一群人在某个具体的历史关口发明出来的政治工具。它都是用来解决大难题的。
正常办案，那是一个先给证据，再给结论的过程。但是名单政治反过来，是先给结论，再接受验证。
世界上就是有很多的事，没有绝对公平的标准，没有绝对客观的依据，但是必须得有结果。
名单这个工具的厉害之处：它不是被包裹在行政流程里的个案，它是一个公开的可查询的信息。所以，它也就不只是上面看下面的眼睛，它还是大家互相对照的镜子。
这个世界，就是有大量“不可比较的对象”在争夺“离散且稀缺的资源”。看起来很难公平分配啊。这时候“名单”这个工具来了，它先给结果，再接受评判；它只给刚性的结论，然后再弹性地调整收益或者代价；它卸下了纵向博弈的负担，但是调动起了横向对齐的机制。
发布名单，本质上是在预支自己未来的信用：确实，你发布名单不需要事先给理由，但是你比谁都更需要清楚其中的理由；确实，你发布的名单难免会有缺点，那你就得拿自己在别的地方攒的声望，来把这个瑕疵补上。所以，名单制定者看似是乾纲独断，实际上得如履薄冰啊。
“我们塑造工具，但工具也会反过来塑造我们。”
为什么说“名单”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发明？因为它不太符合人性的本来逻辑。人是个理由动物。我们做任何事，本能上都要给个“因为，所以”的理由。而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事务越来越繁重，理由给不起了，所以，大家就发明了这个不用给理由，直接给结论，但是需要把权威的声誉给抵押上去的“名单”。
现代社会从某种角度就是运行在名单上的：商业品牌是名单，大学排名是名单，城市小吃榜是名单，奥斯卡奖是名单，十大网文作家是名单，公司销冠是名单，年度十大新闻是名单，背后全部是对巨量社会信息的压缩机制。没有名单，现代人其实已经无法生活。
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是把一个原本模糊的、流动的、复杂的、本地的现实，变成一份国家能读懂的清单。
“名单”，它其实就是在塑造“可读性”。它把一个流动的、灰色的、不可比较的现实，强行刻出一道边界，把世界分成上面的、下面的、优的、差的、在名单里的和在名单外的。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无奈啊，不压缩世界的复杂性，就组织不起一个亿万人的庞大社会啊。
这也是我们一定要警觉的事儿。我们通过名单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被过度压缩，已经高度失真的世界。
我是人，我是一个有无穷可能和无限发展的人。无论什么特质，好也罢坏也罢，我都不能把它接受成自己的宿命。如果你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自我突破，我就要证明给你看，只要我想，我就可以不是。
现代社会可以是一个名单社会，但我不可以是一个名单中的人。我可以用形形色色的名单来理解社会，但我不接受被任何名单冻住。
思考：如何理解社会的运行规则？名单在社会运行中的正、反向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理解、如何运用这些规则？对于我们更好地适应环境，看待事物都起着支撑作用，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阅读体会

公元1109年--宋徽宗是怎么耍弄权术的？

       精句摘录：
权力的最佳行使方式是顺水推舟，而不是霸王硬上弓。
“徽宗年仅二十，却表现出了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极为娴熟的政争技艺。他极善于伪装、借力，遇事往往不直接出面，而是假手士大夫来完成。这位少年君主的心术城府，令人瞠目结舌。传统史家均将徽宗视为昏庸之君，实则就操控权力而言，他的能力在两宋大多数君主之上。”
简单地说，中国的皇帝，他既是整个国家治理系统的首领，要统领文武百官；还是国家最大的祭司，要负责和老天爷沟通；他还默认是个圣人，要做天下臣民的道德表率。
皇帝想要把自己的权力用好，至少要在这三个角度上维持一个艰难的平衡：既要让整个系统能正常运转，还要保持足够的威严，还要有一个维持一个道德的形象。这三个维度缺一个——缺有效，权力办不成事；缺威严，权力没人怕；缺道德形象，权力守不住。
宋朝有一套完整办事流程：遇到事，大臣先上奏章，宰相班子在政事堂商议拿出方案，然后呈给皇帝定夺。皇帝拍板后，再起草正式诏令，交由封驳机构审核，审核通过，再由尚书省下发执行。全程层层把关，还有台谏随时监督。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用来避免任何人头脑一热犯大错的。
癌细胞效应。癌细胞疯狂成长，把正常细胞的生存资源都挤没了，最后整个机体坏死，包括癌细胞自己在内，也都没有好下场。
越是集中权力，权力反而越是被侵夺。
他赢了所有的战斗，但是最后发现，自己在战略上反倒落了一个大输之局。
“局部最优陷阱”、“贪心算法”
马基雅维利说，一位真正的君主，必须既是狐狸，又是狮子。狐狸识别陷阱，狮子震慑豺狼，缺了哪一样都不行。
思考：宋徽宗的成功与失败？到底该如何评价？作为普通的社会尘埃，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环境？思考带来的是困惑；面对真实我们收获的只有迷茫与无助。

体会阅读

天涯明月刀[em_13]

@殿选文庭书画艺术馆 天涯。明月。刀

公元1108年--宋徽宗怎么敢纵容童贯？

精句摘录：
什么叫胆色？有勇气，还要有智谋，还要有担当
一次，有人对仁宗说，您呐，应该把权力都收到自己的手里，别让大臣作威作福的。仁宗就问啊，那怎么收权呢？那位说了，那还不简单？凡事您自己定夺不就完了？仁宗说了一段特别有水平的话，他说，“你这个道理虽然不错。可是天下大事，恰恰不应该凡事先由我来定。如果我定的全都对，那当然好；可万一不对呢？就改不了了。我是皇帝嘛。所以，办事呢，不如先让大伙儿商量，让宰相去执行。执行之后如果天下人觉得不行，台谏能指出问题，我再出手去改，这样改起来就容易了。”
宋朝祖宗家法的精髓。国家建设了那么多正式制度，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在皇权上面加一道刹车。想干一件大事，宰相要按照流程去审议；想任命一个主帅，监察御史都盯着呢。这套刹车系统让决策变慢、让皇帝感觉不痛快，但它的价值在于，能过滤掉皇帝个人的轻率冲动。
回头去看，这样的人——重要的不仅是他的能力、他的道德，而是他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身份——一个只代表皇帝意志的家奴，居然成了大宋朝战场上的主要指挥官，这本身就是宋军战斗力的灾难之源啊。
我想问的是：今天还有“童贯”吗？有啊。你看看我们周围，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没有一个特别能办事的司机？一个CEO身边，有没有一个不在组织架构图上，但说话比副总还管用的助理？一个一把手，在底下部门里有没有几个所谓的“自己人”？从某种角度说，他们都是童贯。
童贯的本质不是宦官，而是一种关系。简单说就是，他和领导者的私人纽带大于他在组织里的正式身份。
那这种关系该不该彻底消失呢？我的答案是，不该，也不能。
设计制度的人想的是：工人都是为挣钱来的，那挣钱的诱惑越大，工人肯定使的劲儿就越大。这就把人想简单了啊。在真实的人际环境里，一个销售冠军承受的人际压力是非常大的，一个冒头的人是不受欢迎的，说白了，这些基于人性的非正式制度才是一个组织的海面下的冰山——庞大，但是很难被看见。即使看见了，你也不可能把它彻底消除。
一个组织的领导人该做的是什么？是维持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平衡。宋徽宗的悲剧，不是用了童贯，而是让童贯彻底凌驾在了正式制度之上。一个好用的工具一旦越过了那个平衡点，蜜糖就会变成毒药。
童贯代表了一种权力关系：当一个领导者发现，身边有一个人特别好用，能绕开流程，绕开反对意见，绕开正式制度，把自己的意志迅速变成行动，这个人就很容易被用成一件工具。
关于工具，有一句话说得好：“手持利刃，杀心自起。”这正是趁手工具给我们带来的风险。那怎么避免？也许稍微调整一下就好：“手持利刃，用完放下。”
思考：从童贯的经历，思考我们普遍认为的领导身边小人的存在空间，以及当政者深陷小人围猎的根源。从而反思当政者如何听谏言？如何使用小人与人才的方法。关键在于可以用完放下。实用性很强的一篇材料。

罗罗罗

公元1111年--唐宋为什么发生钱荒？

精句摘录：
蔡京给自己造的一个人设。蔡京心里也很清楚，徽宗并不喜欢他，用他当宰相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蔡京能干，能搞钱。那好，既然你对我是这么个印象，我就要给你把这印象砸实。
只要不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而是站在蔡京个人利益的角度，为什么要铸造当十钱，确实也解释得通了。
什么叫“钱荒”？就是字面意思，缺钱。但是请注意，古人的缺钱，和我们现代人说的缺钱，意思不一样。现代人生活在商品社会，缺钱就是穷。可是古人说的缺钱，不见得是穷困，也不见得缺乏生活物资，而是说，市场上缺乏流通的中介货币。
通货膨胀虽然让人难受，但比起通货紧缩，它根本不算什么。为什么？通货膨胀的时候，钱越来越毛，大家心里着急，赶紧花，所以消费、生产、流通这个闭环没断，只是大家手里的资产在贬值。
而通货紧缩就要可怕得多了。钱越来越值钱，你今天攥着100块，下个月可能就值110块，那你还买啥？放着别动是最划算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消费、不投资、把钱攥在手里，那市场上钱就更少了，钱也更值钱了，那就更没人花了。这个恶性循环一开始，市场就崩了。
现代社会的货币是怎么投放出去的？主要是通过商业贷款。一家工厂要扩大生产，缺钱了，找银行贷款。银行的钱不够，找中央银行借。央行印钱借给银行，银行再借给工厂，钱就这么发出去了。然后工厂拿这笔钱买原料、雇工人、建厂房。钱通过这一条信贷网络，立刻流向了经济最活跃、最有需求的地方。
宋朝可没有成熟的商业贷款机制，更没有中央银行。所以，货币铸造出来之后，怎么投向市场呢？有且只有一条路——朝廷花钱。
“银行”这两个字背后，是一大坨东西的合成：中央银行制度、商业银行体系、信贷市场、股票债券、信用货币、复式记账。
在现代金融体系里，货币不只是货币，它还是资本。资本就不只是交易的中介，它还自带着增值的渴望，时刻准备着，奔赴产出效率更高的地方。
大宗交易交给白银，长途结算交给白银，财富储藏交给白银，铜钱只负责日常零售。几百年的钱荒，在白银涌入之后，慢慢也就消解了。
金本位确立之后，到底改了什么？简单说就是：黄金是货币的定海神针，至于其他的小额零钱，它们的面值和材料价值脱钩，国家把零钱兑换黄金的比价钉死，而且用国家信用来保障。那就好办了，小额零钱就可以用不值钱的贱金属来造了。比如我小时候用硬币，就是镍币。
人类历史上很多问题，急也没用。
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有点办法，每一代人又都失败，但每一代人的失败又都为下一代积累了一点点经验。
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问题，不是被解决掉的，而是文明走到下一个台阶的时候，它们自动消失掉的。
我们今天看得清的事，是因为我们站在800年后的位置上。我们手里有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有银行，有央行，有现代金融制度。我们用二十一世纪的工具去丈量十二世纪初的人，然后说他们蠢。这不厚道，也不公平。
思考：时代的演进，造就了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没有适时跟进的货币运作体系（银行体系），引发了唐中期之后的钱荒问题。这是一个时代性问题，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完全不相适应，因此也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钱荒的实质是市场做大后，经济总量没有对应的实物货币与之对应，因而出现的货币不足问题，这样的情况持续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通缩问题。

公元1107年--北宋儒家是如何绝地反击的？

精句摘录：
一个文明和另一个文明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做什么，而在于它觉得什么最重要。
中华文明的根本判断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终极的。父子、君臣、朋友不是手段，好好对待他们，本身就是目的。种地、修路、治国、写诗，做这些事本身就是意义所在。
而佛教的根本判断正相反：这个世界、这些关系，都是要超越的。超越了它们，你才到达真正的终极。它们是路，不是目的地。
文化不能强行分优劣，但是文明的竞争确实是分强弱的。注重来世的文明，没有什么不好，但很难变得强。人要是把资源、心力，都投注到“来世”了，那还会为“今生”的这个世界艰苦奋斗吗？面对强敌的时候，人到哪里去寻找意志力和组织力，坚守不退呢？
什么叫“理”？简单说，就是这个世界背后有一套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自己就那么运行着的道理。日月更替、四季轮回是理，水往低处流是理，春天草木萌发是理，父慈子孝是理，看见小孩快掉到井里你心里一紧也是理。这个理，不是哪个皇帝定的，不是哪个圣人传的，也不是哪个神规定的。它就在那儿，自己就那么对。世界运行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就是理！
理学之前，一个普通人判断对错靠什么？要么是听皇帝的，要么是听祖宗的，要么是怕报应，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而理学建立之后不一样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判断对错，多了一条新标准——“理”。
“理”在哪儿呢？看不见摸不着。北宋五子的回答是——就在你自己心里。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理”，你遇到什么事儿了，你只要静下来向内心看，那个内心里冒出来的一念不忍、一念不安、那个“这事儿不对”的感觉，就是天理在你心里说话。
儒家讲那么多道理，千言万语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倡导一种“合道理的生活方式”。
张载的这一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天下所有的物，都是我的同伴。这就是著名的“民胞物与”。
你不是一粒孤立的、渺小的、随风而逝的灰尘。你和整个宇宙本为同体。你心里那一点点不忍、一点点喜悦、一点点对万物的关切，就是宇宙的生机在你身上的体现。所以你做一个好人，不是因为逼迫，也不因为什么道德律令，只是因为做一个好人，是和整个宇宙最深的那个理合拍的唯一活法。
思考：北宋儒家理学的世界观，在佛家文化的逼迫下，北宋五子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改良，让它更加适应中国的土壤，最终形成了儒家理学。

公元1112年--古文到底是一场什么“运动”？

精句摘录：
不是儒家的道理不行了，而是说道理的工具不顺手了。什么叫工具不顺手？就是当时人写文章的文体，就是那种四六句，讲对仗的骈文，不太适合生产思想。
骈文是一种装饰性的文体，而不是思考性的文体，它没法聚焦、推理、辩驳、定义。为什么呢？因为骈文最大的特点是对仗，连个语言的焦点都没有，往下没法推进。
“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一个新概念的出现，就是人类世界的边界被往外推了一寸。
一个新概念，不只是多了一个词，而是多了一副眼镜。戴上它，你就能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世界。
韩愈要恢复的古文，表面上是复古，实际上借着《论语》《孟子》《左传》《史记》那一路古文里的句法来搞创新。
这就是古文运动最精彩的地方。它表面上是一场复古运动，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在语言上的一次自我激活。它不是把大家带回过去，而是借古人的语言资源，给当下的思想生产重新装上一台发动机。
古文运动是中华文明给自己更换了一套表达系统，这套系统更适合概念辨析和义理展开。
语言这种工具，天生就有两件事要干。第一件，是沟通工具。我有事跟你说，你能听明白；我有事跟你商量，咱们真得有结果。第二件，是区隔工具。我说的话跟你不一样，所以我比你高级。我用的词你听不懂，那就证明我的圈子，你够不着。
“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语言就是通过这种反复的回弹和拉扯，左冲右突地把人类精神世界的边界一寸一寸地往外扩展。我们今天讲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中华语言自我修正、自我展开的一个精彩段落。
中国史家是一种较真的精神：我要把我看到的事实、我坚信的叙事，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谁也别想扭曲它。拿刀架脖子上，也别想扭曲。
“时过境迁终于明白，人一生中每一个经历过的城市都是相通的，每一个努力过的脚印都是相连的。它一步一步带我到今天，成就今天的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思考：循古文运动之根，溯史家精神之源，文字间纵横万里，贯通千载，思想的边界在一次次碰撞中悄然延展。
然而，当目光从浩渺的历史收回到自身，叩问这走过半百的岁月，不免生出终极之惑：一个平凡的个体，究竟该以何物铭刻于时间之上？是任由生命消磨于琐屑俗务，还是执意守护心底那份澄明的叩问？都说“时过境迁”方能了然，可这“了然”的门槛，又有几人真正迈过？结论或许冰冷--世人多半未曾明白，而更可悲的是，他们甚至未曾察觉自己未曾明白。

公元1106年--怎样才能在时光中不朽？

精句摘录：
一个人要想不朽，无非就是两条途径：一个是让基因不朽，子子孙孙地这么往下传；还有一条路是让精神不朽，写的文字作品能存留在世。
石碑是坚硬，但是只要皇帝一发狠，立得也快，毁得也很彻底。而印刷术呢，因为它的背后是一个市场，一条产业链，所以决定一本书存亡的，就不止是皇帝的意志了，你还要把所有喜欢这本书的、靠这些书维持生计的人的想法都考虑进来。这些人如果想要保存这书，有的是办法。
一个复杂系统若想永存，最关键的，不是保存自己，而是复制自己。
真正能穿越时间的东西，不是靠自身的坚硬，而是靠不断地、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
优秀，是作品自己的事儿。而有用，则是作品体现在别人那里的价值。
不要更多现实利益，而要更多未来选项。现在这个策略有一个名词，叫“能耐寻求定理”。比如，两份工作摆在你面前，一份是对你现在能力的应用，工资很高，另一份工作，你有机会学到更多的新东西，但工资稍低。请问你怎么选？这不用我说了吧？聪明的人当然是选后者。因为那里通向更多的可能性。
在《资治通鉴》中，大家还是能找到中国历史兴亡的秘密。
一个人真正能追求的永生和不朽：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让更多的人觉得我的某个生命片段对他有用，他们不忘却我，一程又一程，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我的精神遗产，护佑着我的永生。
思考：立功、立德、立言，追求的都是让后人记住，让自己的信息可以长久流传，因此本文的核心思考与传统儒家的方向是一致的。

公元1113年--《千里江山图》藏着什么秘密？

精句摘录：
中国人讲山水，从来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走进去游。
西洋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我们一直把散点透视当成中国画的“画法”，实际上它是中国画的“看法”。
我们一直把散点透视当成中国画的“画法”，实际上它是中国画的“看法”。
画手卷的画家，真是不容易啊：不仅要这一段画得好，还要引发悬念，让看画的人有兴趣往下看：哎？这个人在眺望什么呢？咦？这条船要开到哪里啊？哦？这溪水、这山路往哪里延伸呢？观者才会继续展卷。这些技巧，跟说评书的艺人似的，得留“扣子”，这不是时间艺术才有的特点吗？居然在一幅画里面也体现出来了。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网页上对中国手卷的介绍：“看手卷是一种亲密的体验。它的尺寸和形制决定了观众一次最多一两人。不像西方绘画的观众跟画作保持一段距离，手卷的观者跟画作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亲手卷舒，在某些段落流连，在某些段落快速带过。”
思考：对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区别进行深入剖析，不仅能拓宽审美视野，更能切实提升读者的艺术鉴赏力。而由画及人，循着《千里江山图》的笔墨铺展，我们得以窥见其背后的时代纹理，也由此透视宋徽宗这一人物的复杂人性——他既是一位艺术天赋极高的帝王，又身不由己地陷于家国倾覆的历史洪流。
如今回望，若宋徽宗生于中原文明的鼎盛时期，未尝不能成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然而，历史从不因人而改辙，时代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它赋予人机遇，也设下桎梏。大势已成，个体命运往往微不足道，只能在潮起潮落间随波逐流。这，或许正是历史最深沉也最无情的底色。

公元1105年--为什么会有“江西诗派”？

精句摘录：
写诗不仅可以靠天赋，也可以靠方法。
黄庭坚给的方法是什么？首先一条就是多读书。他说，诗歌不是从天而降的灵感，是从大量的阅读中化出来的。他有两个核心方法，一个叫“点铁成金”，一个叫“夺胎换骨”，简单说，就是从前人的诗里找到最有价值的那个意象、那个句法，把它拆出来，装进自己的语境，一首新诗不就有了吗？这套方法，是可以教的，可以学的，可以批量传授的。你读的书越多，积累的语料越丰富，写诗就越不费劲。这样写出来的诗，不一定惊天地泣鬼神，但至少不丢人。
佛教给了“宗派”这个概念框架；地方文化认同给了“江西”这面旗帜；印刷术给了共同文本的基础；科举扩招制造了大量需要方法的人；而黄庭坚就提供了那套方法。这几件事凑到一起，江西诗派就出现了。缺少任何一件，都不会有这个结果啊。
从黄庭坚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第一次大规模地从“个人天赋”转向了“共同体技术”。 也就是说，诗不再只是看谁天赋高？谁写得好？而变成——看谁的师承更正？书读得更多？法度更精？更能获得共同体的认可？
只要是艺术，只要艺术家们有自己的圈子，就永远会出现两条路：一条路拼情感，一条路拼技术；一条路通向观众共鸣，要的是掌声，一条路通向江湖等级，要的是权威。
黄庭坚说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本质上是：把作诗看成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赛。 每个诗人的工作，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而是从前人停下的地方重新出发。
“点铁成金”——取前人的一个词、一个句式、一个意象碎片，嵌入自己的作品，让它在新语境中焕发出原来没有的光彩。
能出，恰恰是因为先入。
凡是让更多人都能做的事，凡是降低门槛，让大规模复制可行的方法，就一定会在品质上打折。这不是江西诗派的问题，这是所有复制方法天生的命运。
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了一句话，他说，“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成就，不是给女王提供了更多的丝袜，而是让工厂女工也穿得起丝袜。”这就换了个角度看问题：女王毫无疑问是会嫌弃流水线上出来的丝袜的，但是别忘了工厂女工的想法，她们毕竟穿上了丝袜啊。
凡是让更多人上桌的方法，都会被坐在桌上的人嫌弃。这不是方法的失败，这是方法的代价，也是方法成功的证明。
思考：黄庭坚，一位将诗的创作模式化的诗人。他给没有天份的普通人开创一条通向诗人的道路，对错功过任由后人评说，但这种方法确实造就了一批通过加倍读书、背诗而成为诗人的读书人。

公元1104年--关羽是怎么变成关老爷的？

精句摘录：
关羽被封为“崇宁真君”。我们先来看看这“真君”两个字。在宋代官方的封神体系当中，先是“真人”，那是对修行者个人成就的认可，再上一级才是关羽封的这个“真君”，这是对他的神仙地位的认可。你看，一字之差，这就从人到神了。
那真君在神仙体系里什么地位呢？不高，算是个中层干部吧，上面还有什么大帝、天尊、帝君之类的。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被封为真君的，这个阶段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子，被封为“微妙玄通真君”，还有一个是列子，被封为“致虚观妙真君”。你大概感受一下，就知道关羽这次被封为真君这个称号的成色了：确实从人变成了神，但是后面的进步空间还很大。
过去关心历史的，主要是上层士大夫。他们问的是：治国的道理，历史的规律。而现在底层百姓也加入进来了，他们关心历史，问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最后赢没赢啊？坏人有没有遭报应啊？他们要满足的，是自己朴素的道德情感。
大众文化中有一个常见的规律：观众总是讨厌赢家、同情输家。
关羽地位提升的第一级：民间的情感需求，把他的地位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民间大众文化需要的是一个悲情英雄，官方的主流文化需要的是一个忠诚典范。关羽完美胜任。
怎么才能建立和陌生人之间的商业信用？
欧洲中世纪时候，在地中海地区做买卖的两个群体，解决这个难题的思路不一样。简单说，一种是马格里布商人，主要是犹太人，他们主要跟自己人做生意，你要是敢跟自己人搞欺诈，那马上就会被列入黑名单，以后在这个圈子里就混不下去了。这个信用方式，成本很低，但缺点是没法扩展，外人进不来嘛。还有一个群体是热那亚商人，他们搞出了一整套法律体系，什么双边契约，什么法律仲裁，这就可以和任何人做买卖了，但问题是成本太高了，得养律师，出了问题还得去遥远的城市打官司。
晋商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拜关公。
关羽之所以是财神，是因为他为商人赚钱提供了一套“软法律”。
忠是纵向伦理，是对上负责；而义是横向伦理，是对平等的他人甚至是陌生人负责。所谓“义”，按照儒家经典《中庸》里的解释，什么是义？就是宜啊，适宜的宜。就是恰当、应当、合规矩、合道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中国人就生活在这样的道德张力里面：一方面我对特定关系的人有特定的伦理责任，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对任何一个人，包括陌生人，心里也都知道，我应当怎么做。如果二者发生了冲突，那我就要勇于承担这个冲突带来的代价。
一个人能被历史记住到什么程度，跟他本人有多伟大，关系并不大。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各自带着各自的需求，恰好都在他身上找到了答案。
从宋元说书人的话本，到元代的杂剧，再到明代罗贯中的定稿，几百年时间，无数人参与，最后才有了这部伟大的小说。它记录的不是历史，而是中国人心中对英雄的想象，对忠义的向往。
思考：如何封神？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神的作用是什么？服务于大众的心理需求；服务于统治者的管理需要；服务于特定的历史环境。
综上所述，神圣事物是服务于特定环境的，是有大的社会价值的，这才是神的核心作用。
回归到普通个体，只有不断地努力，提升自己的核心价值，对这个社会，对身边群体有用，才能在社会中立足，才能过得更好。

公元1115年--金朝崛起为什么这么快？

精句摘录：
《孙子兵法》的意思是，先别看总体上的数量对比，你总有机会在局部制造一个我多敌少的局面，这就是打胜仗的机会。
打仗从来不是比谁的账面数字更大，而是比在那个一决生死的点上，谁的拳头更硬。
胜负取决于双方谁能把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最后一定是硬的赢过软的，凝聚的赢过分散的。
人越多的集体，越难一块儿使劲。相反，人少的小集体，反而容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啥？因为大集体里面，有所谓的搭便车效应嘛，也就是我们中国成语说的“滥竽充数”。
战场上，士兵英勇作战、不惧牺牲的动力，往往不是抽象的国旗、总统和国家，而是他们身边的10个人，那是他们一起训练、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的兄弟。军队的凝聚力，要看士兵对自己首先归属的这个基本团体的认同程度。
把大金、大辽和大宋看成三个对等的政治实体，然后分析他们之间的强弱胜败，这个思考方式本身就是错的。他们压根就不是一个物种：这边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那边是老态龙钟的老大帝国；这边是一把淬了火的钢刀，那边是一块转身都费劲的大肥肉。他们之间根本就不能用数量多少来做对比。
那个站在舞台正中央的大英雄，往往是全场最后一个搞明白发生了什么的人。
谁也不能凭借自身的体量、资源的规模，挡住下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物种的崛起。边缘的小家伙永远有机会，历史永远滚滚向前，文明永远新陈代谢。
思考：团队初创之际，凝聚力的锻造是立身之本；而功成之后，如何维系这份合力、抵御腐化风险，则构成一道全新的考验。归根结底，这关乎团队能否行稳致远，也是任何组织都必将遭遇、却难有定论的深层命题。所幸，时间会给出它独有的解方，而历史的目光，也终将注视着这一切起伏与应答，凝成见证。

公元1116年--大辽为什么迅速崩盘？

精句摘录：
固守草原文化，没法治理中原；全盘接受中原文化，草原上的武力基础又容易丢。这是一种强烈的撕裂感，好像怎么选都不对。
自古以来，皇帝巡行，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是巩固皇权的方式。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什么要五次东巡啊？就是因为秦朝皇帝在东方的权威不够，需要亲身去搞宣传：一方面让各地的老百姓见见皇帝车驾的威风，一方面也表达一下善意。
三项制度创新：“南北面官制”，负责把大辽分成两大片，各有因地制宜的管理制度；“四时捺钵制”，是拿皇帝这根针，把两片缝成一个整体；而“斡鲁朵制”，再给这个中心压上一块掀不翻的压舱石。怎么样？这三样制度组合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前面那个问题的完美答卷了？我大辽以草原民族管理中原的农耕人口，既能有效治理，又不用全盘汉化，漂亮吧？就是这套设计，为大辽撑住了两百年的天下。
尼采说的，“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这句话反过来可能就是：使我强大的东西，也就是最终杀死我的东西。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战场就是这样，一支崩溃逃跑的军队，人再多也是待宰的羔羊。
“辽之余孽”——大辽留下的祸根；“宋之厉阶”——大宋的灾星；“金之功臣”——大金的功臣。
短短11年间，先是“斡鲁朵制”这块压舱石被掀翻，再是“四时捺钵”这条缝合线发生断裂，最后是“南北面官制”这副骨架彻底散架——这个过程，是不是印证了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原理？那些使得我强大的创新，也许最终就是杀死我的因素。
“神是不能流血的”，一旦流血了，你就不是神，那原来一直匍匐在脚下的信众，就会扑过来把你撕得粉碎。
“级联效应”：一个初始的、局部的微小冲击，会沿着系统的内部结构一层接一层连锁传递。每经过一层，冲击就被放大一次，最终引发整个系统的整体性崩溃。
有人问爱因斯坦，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他说，所谓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里学到的所有知识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是的，教育不是外部知识的灌输，教育是在人内心里的人格构建。
一个真正能在历史上站得住的国家，就是把它的军队、城池、财富、武力全都拿走之后，在人心里还能剩下的东西。
思考：尼采说：“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这句话翻过来，或许同样成立：“那些真正让我们强大的东西，往往也潜藏着最终将我们击倒的力量。”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似乎不只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宿命般的规律。无论人事、技艺，还是盛极一时的事物，都难逃这一轮回。若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去看，不过是“物极必反”四个字，早已道尽其中玄机。盛衰相依，强弱互转，极致之处，便是转折开始的地方。

公元1117年--宋徽宗为什么崇信道教？

精句摘录：
徽宗听谁的，不听谁的，看起来耳朵根子软，被身边的人操弄得一惊一乍的，实际上呢？他心里非常有数：你说了有用，是因为皇帝就是要让你说了有用；皇帝不想让你说了有用，你就是说下大天也没用。
君主对于宗教，真迷狂的还是少，更多地还是有意无意地利用。正如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的那句名言说的：“他们的各种崇拜，在百姓看来都是真的；在哲学家看来都是假的；而在官员看来，都是有用的。”
“实际上的圣治难以达到，但呈现圣治是可以做到的。”让天下真的变成太平盛世很难，但是让天下显得像太平盛世就容易多了；改变温度很难，但是改变温度计就容易多了。
历史剧变前夕的帝王，很多都像宋徽宗一样，在一场好梦之中，沉睡如雷，酣梦难醒。
一种文明现象之所以能存在，重点不在于它对不对，而在于它承担了什么社会功能。
人间的很多难题，大家期待的，不一定是最终解决，更重要的是有人回应。一旦有人回应，就能减轻很多痛苦。
其他的宗教，基本都是让我们去修来世。而道教不然，它承诺的是长生不老，就在这一世解决问题。
“道教全心全意为世俗民众服务，功能齐全，响应迅速，而且不标榜排他性的彼岸世界，一句话，你要成仙这事儿不便宜但是能办。作为本土宗教，它最能体现中国人精神的底子。”
焦虑是模糊的、不可控的，而只有程序是清晰的、可操作的。道教做的事情，就是把不可控的焦虑，转化成可操作的步骤。
做事的人都知道，重要的是现在就开始做，放下对结果的期待和想象，放下对效果的甄别和衡量，赶紧从眼下能入手的事情开始做。从穿上运动鞋进健身房开始，从戒烟戒酒少糖少盐开始，从认真赚每一笔钱开始，从打开手边的第一本书开始，从诚心诚意相第一次亲开始，坚信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把玄远的焦虑变成具体的程序，把大事拆成小事，把小事起出名字，然后设计步骤，建立仪式，形成方法，行动起来。至于现在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在滚滚向前的行动流里，反倒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对于一个着眼于具体的行动者来说：不会可以学，无效可以换，向高明者请教，用方法论迭代，总会越来越好。
思考：道教能为统治者所用，关键在于其“神秘外衣”下包裹着强大的“务实内核”。作为本土宗教，它天然贴近华夏子民的深层心理，能敏锐捕捉民众精神上真正的缺失点，从而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以此赢得敬畏。其实，纵观任何宗教或组织，凝聚人心的本质都一样——精准找到痛点，再提供直击要害的解决方案。

公元1118年--宋徽宗“联金灭辽”有错吗？

精句摘录：
从澶渊之盟开始，这已经变成宋朝人一百多年来的默认思维模式了：所有的政治、军事问题，都可以折算成财政问题来解决。凡事都可以算账，可以讨价还价，可以走一步看一步，可以试着找到最佳性价比。在这个思维模式下，大宋君臣一个个都成了时代的机灵鬼。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从哪儿来？不只是人数和装备，更重要的是士气。而士气的根，是什么？是必胜的决心。如果一支军队，从上到下，从头到尾就没打算真打，所有人都把自己当成一张扑克牌，只想靠牌面上那个数字唬住对方，那这支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
不要以为选项越多就越有优势，错，在对抗性的场合，公开地、主动地剥夺自己的选择权，让自己变得别无选择，才能获得更大的战略优势。
你以为是在跟前一个人告别，其实，这同时也是在下一个人面前的面试。——你听出来了吗？这，就是宋徽宗的故事：他机关算尽地送走了大辽，没想到与此同时，竟然一点点喂养出来足以葬送自己的大金的野心。
宋徽宗当然犯了错误。但是请注意，这不是一个低级错误。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聪明人还是会犯的错误：太容易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眼前那个看得见的对手身上，而浑然不知，我们此刻的一举一动，同时是在向所有人，向此外的所有空间，向此后的所有时间发出一个个信号。
而那些真正决定我命运的那些人，此刻虽然不在牌桌上。但他们一直在看我的现场直播。我们命运的齿轮，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正在咔咔地转动。
思考：时代的局限性。在社会普遍形成一种钞能力万能的思想共识之后，万事皆可交易的商业逻辑将会空前繁盛，随之而来的是信仰的崩塌，思想的颓废，一切向钱看成为所有奋斗的终极目标，由于产生对于战争的忽视，或者是对于战争、对于死亡的恐惧将自然上升到无限高度，最终将导致社会体系架构的快速全面瓦解。

公元1119年--宋徽宗为何如此爱“虚名”？

精句摘录：
只是在利用道教这个工具强化皇权。这是理解他这个阶段搞的那些神神叨叨的事儿的一把总钥匙。
“撤县改市”，什么意思？“县”是中国传统的农村治理单元，核心职能是围绕三农治理、粮食安全、乡村社会管理展开的。而一旦撤县设市，就意味着，这块地方的发展使命变了，它将来是要发展成城市的。那相应的，政府拥有的审批权限、对主官的考核标准，都会发生变化。“撤县改区”呢？本来一个县的独立性是很强的，一旦改成某个大城市的区，不好意思，土地规划、财政等等权力就要交出来了，换来的好处是，在公共服务上和主城区并轨。
宋徽宗执政的风格。他喜欢、他也擅长，通过各种各样的符号和名分的操作，来强化皇权。
宋徽宗这个人的政治直觉和权术本能都很好，他是会犯错误，但他不会犯简单的错误。
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剧场国家”。不要以为权力只有强制和暴力这一种形态，权力也可以是一场盛大的表演。君主是可以通过仪式、符号、庆典，来展示权威、塑造权威的。即使是成熟的现代国家，也需要阅兵式、国庆焰火啊。
李筠老师在这本《罗马史纲》里写了一段话，我念给你听：“没有经过奋斗得来的东西，人是不会珍惜的，既不清楚它的意义，也不知道它的用法。便宜得来的公民权既没有匹配的公民意识、公民自觉和公民美德，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素质和法律习惯。”“荣誉一旦被打击，主人翁的担当精神一旦熄灭，帝国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再强大的帝国也是担当者撑起来的，没有合格的担当者，只剩下追名逐利的势利小人在里面混，再强大的帝国很快也就完蛋了。”
让某些稀缺的资源保持稀缺，这不是吝啬，这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要有的结构，荣誉、骄傲、梦想、奋斗，都附着在这些结构上面。如果为了一时的便利和美名，滥用这种资源，导致结构的坍塌，最后就会伤害到整个共同体。
宋史学者聂崇岐先生有一句评价宋徽宗的话，他说：“徽宗一无愁天子，不实事之求，惟虚名是骛，一时上下相习成风，多所兴革。”简单说，宋徽宗这个文艺青年啊，一通瞎折腾，病根在于他不实事求是，总爱搞那些虚名。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符号权力”：简单说，越成熟的国家统治会越依赖符号支配，因为它成本更低、更持久、反抗更少。
现代社会，这种符号权力更是到处都是。它们虚吗？一点也不虚，可以说整个人类现代社会就是运行在这些规则、符号以及它们背后的共识上的。
在大宋朝熟悉的逻辑里，以文驭武是有效的，要不然哪能终结五代的乱世？在面对类似的敌人的时候，以文驭武也是有效的，要不然怎么能扛得住北边的大辽？怎么能把西边的西夏打得生存空间一再压缩？但是，遇到了女真人这个全新的物种，就像刚才说的，把律师扔出官僚体系，扔进杂乱无章的原始丛林，让他去和黑猩猩、狮子、大象作战——他就完全丧失了力量。
宋徽宗真正的错误，是他用授予名号替代实际治理，他用内部承认替代外部承认，他用宣布拥有替代真正控制。
为什么岳飞说：“以虚名受实祸”？是因为名分原本真的有力量。只不过，每一个有效的名分，背后都必须站着一套愿意承认它的秩序，和一套能够兑现它的实力。名分这个东西，不只是有权给世界命名，更是有能力让世界按照这套符号和规则来行动。
宋徽宗的悲剧，不是一个因为文明而变得软弱的故事，而是一个因为沉溺在虚拟力量的有效性，而忘却了真实世界的残酷性的故事。
现代中国救亡运动中的一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用今天的话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街打流氓。”再好的路径，都不能把我驯化成对它产生无限依赖的单一路径。
思考：宋徽宗时代的“虚名”问题，正以更隐蔽、更普遍的方式在当代社会复燃。这种价值符号与实质内容的脱节，标志着历史周期率正在新的土壤上悄然启动。时代的警钟已响，每个个体都应成为打破这一魔咒的力量。

公元1120年--大宋繁华的背面是什么？

精句摘录：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有一本书，叫《社会权力的来源》，里面就把国家的权力分成了两种，一种叫专断权力，说白了，这是一种凌驾在社会之上的权力，君主想杀谁就杀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一种权力，叫基础权力，它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而是渗透进社会、通过社会才能行使的权力。
农业税是韭菜，有把镰刀就能割。而商业税是兔子，没有猎枪就很难抓到。
奥地利经济学家葛德雪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国家不可能不同于其财政制度。”是的，要理解一个国家，别看它宣称什么，看它的账本。一个国家怎么筹钱、怎么花钱，决定了它和社会是什么关系、采用什么治理模式、以及最终长成的样子。
宋代财政汲取的特点：它不是平均用力地刮地皮，而是把税收的对象指向当时的有产者。
赌场从概率上注定久赌必输，为什么永远有人去？股市里七亏二平一赚是常识，为什么还是前赴后继？不是有一句名言吗？“有50%的利润，资本就敢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说到底，在权力主导的特许市场里，信用从来不是做生意的前提，利润才是。只要利润足够诱人，只要风险不是百分百砸在自己头上，就永远有人抱着“富贵险中求”的心态赌一把。
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诺斯悖论”：国家有两个天生矛盾的目标，一边要建立规则、维护市场，把财富蛋糕做大；另一边又总想凭借垄断权力，把自身收益最大化。说白了，养鸡生蛋和杀鸡取卵，两种冲动同时存在。但是，对于皇权垄断下的市场来说，没有所谓的悖论。
开封的灯火不是假的。但是，点亮这些灯火的，有两种燃料：一种是民间生产和交易创造出来的财富；另一种，是国家把全国财赋、军饷和官俸集中到首都以后形成的消费。前一种，是从经济发展里生长出来的繁荣；后一种，是集聚出来的繁华。我把后面这一层，叫作“大宋特色的汲取式繁华”。
这世上很多恶果，往往并不是因为谁在主观作恶，而是因为它有这个能力，它忍不住。这是它的本性。
思考：深入剖析北宋财政体系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一条清晰而危险的演进路径：当财政供养的边界不断膨胀，掌握权力者势必顺应自身扩张的需求，自然地将权力之刃挥向最易榨取超额收益的群体。这一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制度失衡下的必然回应。随之而来的，是赋税加重、民生凋敝、社会信任瓦解，层层累积的矛盾最终撕裂整个社会结构。
表面上，北宋的覆灭源于内忧外患交织、兵祸叛乱频仍；但究其根本，则是无节制的财政需求与统治欲望不断叠加所酿成的恶果。欲望无度，则制度失衡；制度失衡，则根基动摇。最终，一场由内而外的全面解构，便成为那个时代难以逃脱的命运。

母亲真的老了，每次打电话来，总是满怀热忱地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且不说相隔一千多里路，要转三次车，光是工作、孩子已经让我分身无术，哪里还抽得出时间回家。
　　母亲的耳朵不好，我解释了半天，她仍旧热切地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几次三番，我终于没有了耐心，在电话里大声嚷嚷，她终于听明白，默默挂了电话。
　　隔几天，母亲又问同样的问题，只是那语调怯怯地，没有了底气。明知问了也是白问，可就是忍不住。
　　我心一软，沉吟了一下。
　　母亲见我没有烦，她欣喜地向我描述：后院的石榴都开花了，西瓜快熟了，你回来吧。
　　我为难地说：那么忙，怎么能请得上假呢!
　　她急急地说：你就说妈妈得了癌，只有半年的活头了!
　　我立马怪她胡扯，她笑了。
　　小时候，每逢刮风下雨，我不想去上学，便装肚子疼，被母亲识破，挨了一顿好骂。现在老了，她反而教着女儿说谎了。
　　这样的问答不停地重复着，我终于不忍心，告诉她下个月一定回去。
　　可不知怎么了，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每件事都比回家重要，最后，到底没能回去。
　　电话那头的母亲，仿佛没有力气再说一个字，我满怀内疚：妈，生气了吧?
　　母亲这一回听真了，她连忙说：孩子，我没有生你的气，我知道你忙。
　　可是没几天，母亲的电话催得越发紧了。她说，葡萄熟了，梨熟了，快回来吃吧。
　　我说，有什么稀罕，这里满街都是，花个十元八元就能吃个够。
　　母亲不高兴了，我又耐下性子来哄她：不过，那些东西都是化.肥和农.药喂大的，哪有你种的好呢。母亲得意地笑起来。
　　星期六那天，气温特别高，我不敢出门，开了空调在家里待着。孩子嚷嚷雪糕没了，我只好下楼去买。在暑气蒸熏的街头，我忽然就看见了母亲的身影。
　　看样子她刚下车，她弯着腰，左躲右闪着，怕别人碰了她的东西。在拥挤的人流里，母亲每走一步都很吃力。
　　我大声地叫她，她急急抬起满是热汗的脸，四处寻找，看见我走过来，竟惊喜地说不出话来。
　　一回到家，母亲就喜滋滋地往外捧那些东西。她的手青筋暴露。
　　母亲笑着对我说：吃呀，你快吃呀，这全是我挑出来的。
　　我这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只为着我的一句话，便千里迢迢地赶了来。那些水灵灵的葡萄和梨子都完好无损。
　　我想象不出，她一路上是如何过来的，在这世上，凡有母亲的地方就有奇迹。
　　母亲只住了三天，她说我太辛苦，起早贪黑地上班，还要照顾孩子，她干着急却帮不上忙。
　　她自己悄悄去订了票，又悄悄地一个人走。
　　才回去一星期，母亲又说想我了，不住地催我回家。我苦笑：妈，你再耐心一些吧!
　　第二天，我接到姨妈.的电话：你.妈妈病了，你快回来吧。我急得眼前发黑，奔到车站，赶上了末班车。
　　一路上，我心里默默祈祷。我希望这是母亲骗我的，我希望她好好的。
　　此时，我才知道，人活到八十岁也是需要母亲的。车子终于到了村口，母亲小跑着过来，满脸的笑。
　　我抱住她，又想哭又想笑，责怪道：你说什么不好，说自己有病，亏你想得出!
　　受了责备的母亲，仍然无限地欢喜，她只是想看到我。母亲乐呵呵地忙进忙出，摆了一桌子好吃的东西。
　　我给母亲做饭，跟她聊天，母亲长时间地凝视着我，眼露无比的疼爱。
　　无论我说什么，她都虔诚地半张着嘴，侧着耳朵凝神地听，就连午睡，她也坐在床边，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说：既然这么疼我，为什么不跟着我住呢?她说，住不惯。
　　没待几天，我就急着要回去，母亲送我去坐夜班车。
　　这一回，母亲仿佛放下了，她竟没有再催过我回家，只是不断地对我说些开心的事：家里添了只很乖的小牛犊。明年开春，她要在院子里种好多的花。听着听着，我心里一片温暖。
　　到年底，我又接到姨妈.的电话。她说：你.妈妈病了，快回来吧。
　　我哪里相信，我们前天才通的话，母亲说自己很好，叫我不要挂念。姨妈只是不住地催我，半信半疑的我还是回去了，并且买了一大袋母亲爱吃的油糕。
　　车到村头的时候，我张望着，母亲没来接我，我心里颤颤地就有了种不祥的预感。
　　姨妈告诉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母亲就已经不在了，她走得很安详。半年前，母亲就被诊断出了癌症，只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仍和平常一样乐呵呵地忙到闭上眼睛，并且把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妥当了。
　　姨妈还告诉我，母亲老早就患了眼疾，看东西很费劲。我紧紧地把那袋油糕抱在胸前，一颗心仿佛被人挖走。
　　原来，母亲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才不住地打电话叫我回家，她想再多看我几眼，再和我多说几句话。
　　原来，我挑剔着不肯下筷的饭菜，是她在视力模糊的情况下做的，我是多么的粗心!我走的那晚上，她一个人是如何摸索到家，她跌倒了没有，我永远都无从知道了。
　　母亲，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还快乐地告诉我，牵牛花爬满了旧烟囱，扁豆花开得像我小时候穿的紫衣裳...

公元1121年--花石纲为什么停不下来？

精句摘录：
一个帝王的特权，就包括可以把自己私欲包装成有利于社稷苍生的公共目标。这就是皇权的危险性所在：私人偏好与公共目标之间没有稳定边界。皇帝既喜欢这件事，又真诚地相信这件事有利于天下，于是个人欲望便获得了国家使命的无限预算。
正常大臣做事，守住规矩就行了；而宠臣办事，必须要营造戏剧性，说白了，一定要出其不意地办别人办不成的事儿。否则怎么显出我的价值呢？
千万不要觉得一个宠臣，只要胁肩谄笑会拍马屁就行了。宠臣期待的效果，永远是帮领导办成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但在领导面前还要显得举重若轻，还得让领导看出来后面的那份儿不容易。
用巨大的工作量堆出来一个戏剧化的瞬间，让领导在自己身上既能看到工作的能力，又能看到巴结的意愿，从朱勔到李莲英，自古以来的宠臣，都是这么一套行为模式。
需求有上限，忠诚排名没有上限。所以，所有的忠诚竞赛最后一定会演化到远远超出领导需要的荒唐程度。
组织一旦开始以自身存在为目的，那就一定会发生两件事：一是，创造目的，维持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二是创造利益，维持自己存在的可能性。
组织行为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承诺升级”。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组织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干一件事，发现效果不好，你猜他是会收手？还是会加码？通常会加码。因为一旦收手，不仅证明这件事错了，还间接地证明干这件事的领导也错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组织都会“越错越投，越亏越补”，用更大的错误掩盖之前的错误。
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思考：细读花石纲的来龙去脉，令人不禁唏嘘。根源之深，非止于一朝一政，更在人心难守其位。思来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自律”二字的分量——更准确地说，是对自我的清醒认知，对所处位置的准确把握。而这份认知，恰恰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映照。这也正是中国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史册，所赋予后人最珍贵的镜鉴。
遗憾的是，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历史正逐渐被剥离其应有的现实指引功能。我们似乎正在被推着，与那份“以史为鉴”的智慧渐行渐远。若身居高位者能及时对照历史中的前车之鉴，看清可能的走向与后果，相信绝大多数人仍有机会被警醒、被挽救。然而现实是，历史的正向功能被刻意淡化，教育的视野中，传统日渐模糊，西风渐为主流。于是，那些历尽千辛万苦攀上高位的奋斗者，却在一些本可避免的根基性问题上失足倒下，而他们的跌宕轨迹，史书中早已写过无数遍。
多读历史，不只是一种趣味，更是一种修为。在历史的回响中找到启示，在古人的得失中看清今日的取舍，对于构建理性、和谐的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让历史成为前行的灯塔，而非尘封的故纸，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该重拾的清醒。

公元1122年--为什么大宋收复不了燕京？

精句摘录：
大宋这边剧本的主题是血浓于水，大辽汉人剧本的主题是自保求存，虽然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在某些特定段落，台词居然也能严丝合缝地对上。
大宋这次北伐失败，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从一开始就没做打一场硬仗的准备，没有战场决死的决心，总以为对面燕京的汉人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个误解是后面一系列失败的心理根源。
文化魅力是个好东西，可以提供关于“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想象，但是只有精细且艰苦的治理才能兑现“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责任。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大宋军队在燕京城下的种种挫败。这不仅是一个军事失利的故事。这还是一个误把文化亲缘当成政治认同的故事；这还是一个误以为“文治”就是“以文治国”，而忘了治国“既要文化，也要治理”的故事；这还是一个因为对文化魅力过度自信，而丧失了务实精神的故事。
思考：精神胜利法在特定时刻或许能点燃内心的斗志，助我们直面困境、挺过难关，但它绝不能成为放弃务实精神的借口，更不应沦为回避现实问题的托辞。大厦起于一砖一瓦，事业成于一步一印，这是万物生长的基本逻辑，也是任何成功都无法绕行的必经之路。空想绘不出蓝图，空话结不出硕果，唯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才能将愿景变为实景，让理想照进现实。去实向虚，是发展进程中最为隐蔽也最具破坏力的敌人——它不会在短期内显露恶果，却会在不知不觉中掏空根基、腐蚀动力，其危害之深，正在于其潜伏之久。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时刻保持清醒，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始终不忘握紧手中的砖石，一步步铺就前行的道路。

母亲真的老了，每次打电话来，总是满怀热忱地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且不说相隔一千多里路，要转三次车，光是工作、孩子已经让我分身无术，哪里还抽得出时间回家。
　　母亲的耳朵不好，我解释了半天，她仍旧热切地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几次三番，我终于没有了耐心，在电话里大声嚷嚷，她终于听明白，默默挂了电话。
　　隔几天，母亲又问同样的问题，只是那语调怯怯地，没有了底气。明知问了也是白问，可就是忍不住。
　　我心一软，沉吟了一下。
　　母亲见我没有烦，她欣喜地向我描述：后院的石榴都开花了，西瓜快熟了，你回来吧。
　　我为难地说：那么忙，怎么能请得上假呢!
　　她急急地说：你就说妈妈得了癌，只有半年的活头了!
　　我立马怪她胡扯，她笑了。
　　小时候，每逢刮风下雨，我不想去上学，便装肚子疼，被母亲识破，挨了一顿好骂。现在老了，她反而教着女儿说谎了。
　　这样的问答不停地重复着，我终于不忍心，告诉她下个月一定回去。
　　可不知怎么了，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每件事都比回家重要，最后，到底没能回去。
　　电话那头的母亲，仿佛没有力气再说一个字，我满怀内疚：妈，生气了吧?
　　母亲这一回听真了，她连忙说：孩子，我没有生你的气，我知道你忙。
　　可是没几天，母亲的电话催得越发紧了。她说，葡萄熟了，梨熟了，快回来吃吧。
　　我说，有什么稀罕，这里满街都是，花个十元八元就能吃个够。
　　母亲不高兴了，我又耐下性子来哄她：不过，那些东西都是化.肥和农.药喂大的，哪有你种的好呢。母亲得意地笑起来。
　　星期六那天，气温特别高，我不敢出门，开了空调在家里待着。孩子嚷嚷雪糕没了，我只好下楼去买。在暑气蒸熏的街头，我忽然就看见了母亲的身影。
　　看样子她刚下车，她弯着腰，左躲右闪着，怕别人碰了她的东西。在拥挤的人流里，母亲每走一步都很吃力。
　　我大声地叫她，她急急抬起满是热汗的脸，四处寻找，看见我走过来，竟惊喜地说不出话来。
　　一回到家，母亲就喜滋滋地往外捧那些东西。她的手青筋暴露。
　　母亲笑着对我说：吃呀，你快吃呀，这全是我挑出来的。
　　我这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只为着我的一句话，便千里迢迢地赶了来。那些水灵灵的葡萄和梨子都完好无损。
　　我想象不出，她一路上是如何过来的，在这世上，凡有母亲的地方就有奇迹。
　　母亲只住了三天，她说我太辛苦，起早贪黑地上班，还要照顾孩子，她干着急却帮不上忙。
　　她自己悄悄去订了票，又悄悄地一个人走。
　　才回去一星期，母亲又说想我了，不住地催我回家。我苦笑：妈，你再耐心一些吧!
　　第二天，我接到姨妈.的电话：你.妈妈病了，你快回来吧。我急得眼前发黑，奔到车站，赶上了末班车。
　　一路上，我心里默默祈祷。我希望这是母亲骗我的，我希望她好好的。
　　此时，我才知道，人活到八十岁也是需要母亲的。车子终于到了村口，母亲小跑着过来，满脸的笑。
　　我抱住她，又想哭又想笑，责怪道：你说什么不好，说自己有病，亏你想得出!
　　受了责备的母亲，仍然无限地欢喜，她只是想看到我。母亲乐呵呵地忙进忙出，摆了一桌子好吃的东西。
　　我给母亲做饭，跟她聊天，母亲长时间地凝视着我，眼露无比的疼爱。
　　无论我说什么，她都虔诚地半张着嘴，侧着耳朵凝神地听，就连午睡，她也坐在床边，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说：既然这么疼我，为什么不跟着我住呢?她说，住不惯。
　　没待几天，我就急着要回去，母亲送我去坐夜班车。
　　这一回，母亲仿佛放下了，她竟没有再催过我回家，只是不断地对我说些开心的事：家里添了只很乖的小牛犊。明年开春，她要在院子里种好多的花。听着听着，我心里一片温暖。
　　到年底，我又接到姨妈.的电话。她说：你.妈妈病了，快回来吧。
　　我哪里相信，我们前天才通的话，母亲说自己很好，叫我不要挂念。姨妈只是不住地催我，半信半疑的我还是回去了，并且买了一大袋母亲爱吃的油糕。
　　车到村头的时候，我张望着，母亲没来接我，我心里颤颤地就有了种不祥的预感。
　　姨妈告诉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母亲就已经不在了，她走得很安详。半年前，母亲就被诊断出了癌症，只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仍和平常一样乐呵呵地忙到闭上眼睛，并且把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妥当了。
　　姨妈还告诉我，母亲老早就患了眼疾，看东西很费劲。我紧紧地把那袋油糕抱在胸前，一颗心仿佛被人挖走。
　　原来，母亲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才不住地打电话叫我回家，她想再多看我几眼，再和我多说几句话。
　　原来，我挑剔着不肯下筷的饭菜，是她在视力模糊的情况下做的，我是多么的粗心!我走的那晚上，她一个人是如何摸索到家，她跌倒了没有，我永远都无从知道了。
　　母亲，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还快乐地告诉我，牵牛花爬满了旧烟囱，扁豆花开得像我小时候穿的紫衣裳...

公元1123年--耶律大石如何复活大辽？

精句摘录：
为什么舒服日子过久了，就把自己是谁给忘了？因为没有成熟的国家制度，没有几百年的历史记忆，一群迁徙的部落就只是人和马，到了新地方，都会被当地同化。而耶律大石不一样。他真正起家的资本，可不只是200个骑兵，还有一整套写在纸上、刻在律令里、跑在官僚体系上的辽朝操作系统。不管走多远，这套系统每天都在重申：你是大辽人，我们的皇帝姓耶律，我们的年号是延庆、康国、咸清。
一个真正被文明浸染过的人，他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带在身上。
人类所有文明刻画自己的英雄，都用了同一套故事模板。主要是三段：启程、启蒙和归来。“英雄从日常的世界勇敢地进入超自然的神奇区域；在那里遇到了传奇般的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英雄带着这种力量从神秘的冒险之旅中归来，赐福于他的人民。”
人要回家，也不仅是贪图安逸。回家，还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来源。就像《圣经》里面记载的，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出埃及、回老家，一路上艰苦卓绝，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因为那是一套由祖先记忆和神圣承诺“应许之地”混合起来的叙事，每当绝望的时候，全靠心里这点微光的照耀，才能继续前行。
“草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块骨牌倒在蒙古高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最后一块骨牌会倒在欧洲。罗马帝国和秦汉王朝从来没有直接交过手，但是秦汉王朝主动攻击匈奴，把匈奴往西推，匈奴往西又推动其他民族——这条力量传输带一路传导到欧洲，最后一块骨牌，就是日耳曼人，正好砸在了已经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头上。你看，中原和罗马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是用一种隔空“拼掌力”的方式影响了对方的命运。
我们智人这个物种，嘴上天天说想回家，可身体却一直在往远方走。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走，是大约五六万年前那一轮扩散。请注意，出发的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征服世界”。可能是因为气候变了，水源少了，原来的地方容不下那么多人了，只能再往前挪一点。每一代人可能都没走多远。从这个山谷走到下一个山谷，从这片海岸走到下一片海岸，从这处水源走到下一处水源。
可是，一代接一代地走。沿着海岸一路向东，他们从非洲走进南亚的丛林；站在岛屿的尽头，他们造最简陋的船，远航到了澳大利亚；还有一拨人，他们走进西伯利亚，学会在漫长的冬夜里生火，学会缝制能够抵挡严寒的衣服，学会追逐猛犸象和驯鹿，最后跨过白令大陆桥，走到美洲，然后一路向南，走到火地岛。但是还没完，他们眼前只有海浪、星辰、风向、鸟群和云朵，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是坚持继续出海，他们找到斐济，找到汤加，找到萨摩亚，找到塔希提，找到夏威夷，找到复活节岛，最后抵达新西兰。几万年之后，他们竟然走遍了世界。
斯科特舰长有一段话，我念给你听：“生命从海洋登上陆地是地球生物进化的一个里程碑，但那些上岸的鱼再也不是鱼了；同样，真正进入太空的人，再也不是人了。所以，人们，当你们打算飞向外太空再也不回头时，请千万慎重，需付出的代价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这段话说出了文明的一部分真相：离家的人，其实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人。虽然回家是不曾熄灭的热望，但往前走，才是物种求存的宿命。
思考：现实常常是历史的回响，而历史则是现实在时间维度上的积淀。我们在阅读历史的同时，更应深入思考当下对历史的反哺，从而明晰此刻的自己应当如何作为。所谓“地球村”，正是对既往历史进程的精准概括；而展望未来，在更为久远的将来，“宇宙村”或许也将成为人类发展的必然归宿。

公元1124年--宋徽宗为何重用蔡京？

精句摘录：
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完成一个使命，就是成为自己。那么，成为自己的标志是什么？是他慢慢建立起一个内部的评价中心。在此之前，他评价自己的标准都来自于外部，别人夸一句，就高兴得冒泡；被别人损一句，能沮丧半天。咱们都是从小孩过来的，都清楚这个感觉。但是随着人渐渐长大，自己内心的是非观、价值观建起来了，就没那么容易被外界的评价操纵了。这件事我做得到底对不对？自己心里越来越有数，外部的意见只是一个参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内核稳定”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敢说，有了真正的自我。但你也会发现，有的人，一辈子也没能把这个进程走完，能力也许很强，但人格就是不完善。
拿市面上杀猪的卖酒的这些小生意人来比喻蔡京，是说他没有自己内心的持守，就跟个生意人似的，不是看自己相信什么，而是看市场需要什么。
整个北宋政治，以1069年王安石变法为界，可以清晰地分成两段。前一段的100多年，和后一段的这50多年，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好像截然不同。那这个不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试着提出一个解释：是国家政治的第一优先级变了。前半截的大宋朝，结构是优先的，任何目标都必须经过结构，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嘛。什么叫“事为之防”？就是每件事都要防范，什么是“曲为之制”？就是不仅要防范，而且还不能只是单点管控，还要通过迂回分权、交叉制衡的方式进行约束。
而王安石变法之后的大宋朝呢？结构优先让位给目标优先。“富国强兵”成为压倒性的国家任务。这个任务，是一个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KPI式的目标：国有多富？可以用财政税收来衡量；兵有多强？可以用打了多少胜仗来衡量。
前半段大宋政治的气质，既然要维持稳定的结构，那就最好不发生什么，是岁月静好地过日子。而后半段呢？既然是富国强兵，那就要起来行动啊，要匆匆赶路啊，搞全国性的急行军啊。
所有的无限游戏一旦切换成有限游戏，都要经历这样的生态转换。打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方：北宋的前半段，更接近于一个“非盈利组织”，玩的是无限游戏 ，玩家的目标主要是游戏本身的可持续，它的制度设计当然就会着眼于防弊端和防风险；而突然有一天，这个非营利组织宣布改制，改成了一家盈利性的企业，整个组织有了一个业绩增长的现实目标，那可想而知，它的内部制度就得跟着变，权力要集中，观念要统一，执行要有力。
这个时候大宋宰相职位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时候，并非没有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和司马光那样的士大夫，但那样的人，已经无法被此时的宰相标准筛选出来了。现在这个职务上的人，必须是皇帝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必须能力超强，而且必须没有自我，甚至可以说得直白一点，宋徽宗需要的不是一个士大夫式的宰相，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干的家奴。
到了徽宗一朝，你会发现，何止是蔡京？徽宗身边充斥了蔡京式的人物，特点都是两个：第一，能力超群；第二，没有自我意志。他们的角色非常含混，是宦官、宠臣，甚至是弄臣的混合体。
宣和七年十二月，有人就提出了“六贼”的概念。你观察他们的角色会发现，这不是六个人六个大脑，他们是从宋徽宗这一个大脑里向外生长出来的六种器官：蔡京把皇帝的想法变成朝廷政令；梁师成在宫里传话传旨、暗掌实权；李彦在西北圈地刮钱；朱勔在东南办花石纲；王黼操盘收复燕云的全盘事儿；童贯替皇帝领兵打仗、跑外交。六个人虽然身份不同，互相也不和，但是本质一样，都是负责不折不扣地把皇帝的个人愿望，变成整个国家的行动。
蔡京以及所谓的“六贼”，他们不只是六个奸臣，他们还是皇权意志的放大器。他们像AI一样，能力超强却不承担责任：目标不是他定的，代价不是他承担的，他也没有自我意志，他只知道把事情越做越大、越做越快、越做越像成功，直到把这辆车的速度飚到极限，最后车毁人亡。
思考：读史最大的价值，是把历史中的思考映照进现实。细品 1124 年的时局，能帮我们更好地看清自身所处的环境，找准自己的位置。人生一大憾事，便是生不逢时。

公元1125年--和平为什么会死？

精句摘录：
我们平常总觉得，和平就是没打仗，好像战争一停，和平自己就会出现。不是的。和平背后也得有人，也得有利益，也得有组织，有利益集团。只有桌子边上坐着足够多从和平中得利的人，战争才有人拦着。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国家组织逻辑：中原的农耕帝国和草原的游牧帝国。中原这边的逻辑，我们比较熟悉，老百姓在家种地，国家设置官吏，编户齐民，收取赋税，再拿税收来养官僚、养军队、保护国家安全。说白了，中原帝国的逻辑是：先有稳定财政，然后用财政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
而北边草原帝国的逻辑是反过来的。在茫茫草原上，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国家找谁收税去？那维持一个国家的财政从哪里来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就是对外战争。所以，草原帝国的领导者，本质上是一个松散部落联盟的军事统帅。要想保持国家凝聚力，就必须对外征战，获得胜利，然后在各个部落中分配战利品。当年的汉朝，为什么一直要面对北边匈奴的压力？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农耕帝国的财政资源的流动方向，是自下而上地汲取，然后转化为战争能力；而草原帝国的财政资源，是先有战争能力，然后通过战利品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分配，才能转化为凝聚力。
一个国家在发动战争之前，真正要计算的，不是输赢，而是潜在的战争代价我是不是付得起？所以，很多小国的策略就是，打，我肯定是打不过大国，但是我能想办法提高大国入侵我的战争成本。让这场战争贵到你打不起。
对于大宋这么大的国家来说，弱，并不是亡的充分条件。弱，而且彻底丧失了对敌人的威慑，让大金那边觉得：可以用极小的代价打一场收益极大的战争，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交易思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随时随地灵活调整的，是用算计来寻找当下利益的均衡点的，每一次都是要重新算账的。用这套思维逻辑来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就会进入一个陷阱：退让没有底线。
国家安全问题，威慑力，不仅来自力量，还来自别人相信你有不可动摇的底线。我们以前介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的学说，就是这本《冲突的战略》里说的：画出不可退让的底线，是获得战略优势的好办法。
“拒止性威慑”：我不求快速打败你，只求把你吃掉我的价格标到你付不起。这套方法的妙处在于：你信我真敢付这个代价，你就不会来；你不来，我就永远不用真付这个代价。但它的核心在于：对方知道你有不可退让的底线。
很多强国在和弱国博弈的时候，就是用了这个心理，我不一次要你命，而是一次次地提要求，让你觉得不妨屈服。你每屈服一次，实力就弱化一次，你内部的抵抗意志就崩溃一次，有第一次就有无数次。这不就是苏洵的《六国论》里写的吗？“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用交易逻辑来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最大的陷阱就在这里：每一次决定都是理性的，每一次看着都划算，但是引发的是抵抗意志的连续滑坡。
1795年，康德写了这本书《永久和平论》。他的视角很有意思。一般人都觉得，和平是常态，而战争是意外，是飞来横祸，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偶发事件。但是康德说，不对，战争才是常态，和平才是意外。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自然状态就是敌对的，哪怕今天没有动手，只要大家没有共同规则，战争的威胁就一直在，这个状态不叫和平，最多就是停战。而和平是什么？康德在这本书里的名言：“和平状态是必须被建立起来的。”说白了，和平不是没有事儿，相反，和平能出现，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儿。和平是一项繁复的工程，它需要无数人的努力建设；和平是一朵娇嫩的花朵，它需要很多条件的精心保护。
澶渊之盟好像是交易，但是这个交易市场的背后，是有暴力威慑为基础的。
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就说了这么一段话：“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思考：交易的底层逻辑，离不开实力作为支撑。可若是久处安逸环境，人的硬实力会在不知不觉间断崖式衰减。很多人就此遗忘交易的本源，错以为自身天然拥有威慑对手的资本。现实总会给出残酷答案：失去实力兜底的博弈，只会变成单方面的持续退让，直至被蚕食殆尽。这既是自然法则，也是人类社会不变的规律。
自然界弱肉强食，黔驴技穷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回望三千年封建史，历朝末年，无一不是国力由盛转衰，最终走向更迭。时代警示我们，唯有沉下心打磨自身硬实力，才是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一切威慑力的源头。

一哥们他媳妇生小少爷的时候，他进去陪产…那么痛，他来精神了，媳妇我给你放首音乐听…这货放了猴王出世的经典音乐，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吧…据说现在小少爷每天上蹿下跳的，拦都拦不住。。。

公元1126年--皇帝为什么不负责？
精句摘录：
什么叫成熟的制度？其中就包括：职位和个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开：每个职位上随时都可以换更合适的人，但是甭管换谁，都不太影响整套制度的运行。宋代的政治制度设计，从一开始，确实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如果是战时呢？这个时候，国家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法定职位，而是一个真正的、可以负责的政治中心。官员和将领相信谁？原来的班底跟着谁走？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所有人最后等谁拍板？这些东西，可都不是一道禅位诏书能够在一夜之间交接过去的。一旦禅位发生，皇帝是换了，但是有些责任可能悬在半空了。

新的权力中心已经立了，权威却还没有长出来；旧的权力中心已经退了，影响却还在。

当所有局部力量都有人负责，却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心持续对整体战略负责的时候，兵再多、城再高，也很难被组织成战斗力了。

这是一幕非常诡异的情形：谁都知道，大敌当前，亡国在即。但即使每一个人都忧心如焚，每一个人都尽职尽责，仍然没有办法凝聚起力量，一致对敌，事情仍然滑向了深渊。

说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是否悚然心惊？先别忙着嘲笑或者指责他们赵家父子，我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是在2026年。距离这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整整900年。稍稍抬眼看一眼身边，和靖康年间神似的大戏是不是照样也在上演？比如，某个本该有人拍板的关键时刻，所有人都在等别人先开口；比如，公司内部部门的合作，比外部合作还要难，等等。

为什么人类社会越发展、制度越精密、分工越细致，反而越容易出现那种“人人都在尽责，但最后没人负责”的系统性灾难？（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写的《风险社会》）

每个人都有道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范围内“尽责”了，但灾难还是实实在在发生了。贝克把这个悖论叫做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角色限定了每个人的行动能力，也让人误以为，这身戏服一脱，责任也就没了。

可能问题恰恰出在文明、制度和礼法上。它太精密了，太周全了，给每个人安排好了位置，规定好了权限，也设计好了彼此之间的制衡。它好像什么都考虑到了，可到了最后，偏偏有一样东西无处安放——那个叫“最终责任”的东西。

它们只是在等，在某些人人尽职但关键事务却无人负责的时候，有一个人能走过去，说一句：“先别问这事该归谁管了。我先把炮运进城。后面的责任，算我的。”

思考：你看，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有人蓄意为恶，而是所有人都放弃了思考。开封城外的五百门大炮是这样，纳粹集中营里发生的屠杀也是这样。

致敬所有，当他人都放弃责任的时候，仍然不停止思考的人。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留给我们怎样的警醒？身为扎根一线的基层小负责人，我们该如何行事，才算真正扛起责任？

公元1127年--靖康之耻究竟耻在哪里？

精句摘录：
“耻”是什么？不仅是失败，这里面往往还有一层对自己的失望：我以为我是什么样，结果发现，我和想象的自己差得那么远。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消极的、强烈的自我否定的情感。

《孙子兵法》里面有句话：“围师必阙”。战场上要处理的不只是对方的武力，还包括对方的心理，更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塑造对方的希望。

永远给猎物以希望。一边用希望压抑它的斗志，一边用希望把它驱赶到下一个更加被动的处境，然后再给它下一个希望。

大宋朝从澶渊之盟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思维惯性：战场上的你死我活，是可以替换成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的。第一次开封之围的经历，又强化了这种印象。

用谈判方式来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危险所在：底线可以不断往下调，目标很容易发生滑坡。尤其当谈判对手实力占优，而且还特别善于操纵你的目标和希望的时候。

为什么靖康年间发生的一切，我们称之为“靖康之耻”？如果只是打输了，如果只是皇帝做了俘虏，那只是败，谈不上耻。耻这种情感里面，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我本来不该是这样的。我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我们过去判断一个人是谁，总喜欢看他已经拥有的东西：房子、存款、现在是什么职务，手里有多少资源，等等。可是，这些东西其实远远不足以定义一个人。构成一个人的真正的东西，是他的希望——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词儿：欲念、目标、期待和愿力——比如，他特别想去什么地方，想见什么人，有什么事情非做不可，有什么承诺必须完成，他对十年二十年之后的自己有什么想象？是所有这些指向未来的东西，构成了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就是一团希望。

思考：“耻”这一情绪里，藏着一种剧烈的自我否定：我本不该是这般模样，我何以落到如今这个境地。真正定义一个人的，是他的希望 —— 你也可以换作别的词：欲念、目标、期许、愿力。正是所有这些朝向未来的东西，构筑起一个人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本身，便是一团希望。倘若身为一个人，却不再有这份向内的诉求，只被动随外部环境浮沉，便丢掉了人最根本的特质。我们常说的颓废、浑噩、虚度时日，描述的正是这种状态；这类评价背后，都暗含一个前提：这样的人，已然背弃了“耻”这一基本的道德标尺。